《东坡易传》。
《钦定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
《东坡书传》。
《和陶杂诗图》局部。 刘运良 作
长期以来，苏轼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一位擅长创作诗、词、散文、书画的大文豪、艺术家，其次是一位美食家、养生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大学者，在学术方面的造诣也很高。他在海南儋州桄榔庵中完成了“海南三书”的写作，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东坡在桄榔庵做学问
所谓“海南三书”，指的是苏轼晚年谪居儋州期间最终完成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及《论语说》。这三部著作，是对儒家经典《周易》《尚书》和《论语》的注解与疏证。在解经风格上，苏轼既受道家的影响，又能较好地切合现实。
苏轼少治经典，对《周易》《尚书》《论语》颇为熟悉，他20岁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撰写过关于《周易》《尚书》的文章。“海南三书”的撰写者和撰写时地并不相同。《东坡易传》一书的内容出自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之手，并由苏轼最终完成。苏辙之孙苏籀在《栾城遗言》中说：“先曾祖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东坡受命，卒以成书。初二公少年皆读《易》，为之解说，各仕它邦，既而东坡独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另据苏辙《论语拾遗》引言披露，《论语说》一书也有部分内容取自苏辙年轻时所写的《论语略解》。而《东坡书传》则出自苏轼一人之手。
从撰写时地来看，《东坡易传》《论语说》的主要内容完成于苏轼居黄州时期，《东坡书传》则撰于苏轼晚年谪居海南儋州时期。苏轼在《与郑靖老二首·其一》中说自己“草得《书传》十三卷”，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东坡“最后居海南，作《书传》”，这些都说明《东坡书传》作于海南。同时，《东坡易传》《论语说》的修改完善与定稿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苏轼在他写于海南的《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一文中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他在《与李之仪·其一》中又说：“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这些足以证明《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三部著作最终都是在海南完成的。
苏轼居儋期间，资料匮乏，幸亏好友郑嘉会“两借书籍”，他才能顺利完成《东坡书传》的撰写工作。（《与郑靖老二首·其一》）此外，苏轼在撰写“海南三书”的过程中，也可能得到了儋州当地学者的助力。他在《酒子赋》中提到的许珏，就是一位久寓儋州“精通《易》书”之人。苏轼到达儋州后，先是住在官舍，但不久被董必派人逐出，后在张中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筑起桄榔庵。他在这里钻研学术撰写“海南三书”。南宋宁宗时期的儋州郡守谭景先曾改苏轼桄榔庵旧居为“尊贤堂”，并称赞东坡“潜心学《易》忘忧患，筑屋闲居度岁年”。由此可见，“海南三书”应该是在桄榔庵内完成的。
视“三书”觉此生不虚过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已经63岁的苏轼在从海南北归途中感叹：“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可见“海南三书”在苏轼心中的分量。他之所以耗费大量的心血撰写“三书”，不仅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也是出于本人意愿。一方面，苏轼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读的是圣贤书，研究经学、立德立言本就是其应有的追求。另一方面，关切现实，反对当时盛行的“新学”，则是苏轼撰写“三书”更深层次的原因。
熙宁年间，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为了从思想和学术上给变法运动提供支持，王安石组织人员编撰了《新经周礼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合称《三经新义》，将之置于学官，作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依据，人们称此为“新学”。在王安石等人的强力推行下，“新学”风行一时，北宋后期数十年间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是经颁于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于世者六十年。”然而，王安石等人推行“新学”主要是为了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偏向于刑名之学，对儒家经典及字义的解读穿凿附会。
对王安石倡导的“新学”，苏轼显然持反对态度。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不少苏轼嘲讽王安石“新学”的小故事。最经典的就是《高斋漫录》等书中记载的苏轼讽刺王安石将“波”解释成“水之皮”的故事。当然，解字只是“新学”的一小部分，苏轼主要还是反对当时盛行的穿凿学风及以刑名之术治天下的新政。这正是苏轼撰写“三书”的真正用意。
“海南三书”的坎坷命运
苏轼离琼一年多即去世。临终前，他将“三书”托付给了好友钱济明，钱济明所获得的当是东坡亲笔写本。由于北宋末年党禁森严，元祐学术多遭压制，苏轼的著作一度被列为禁书。在这种情况下，“海南三书”不仅难以广为流传，甚至被迫“改头换面”。如《东坡易传》在宣和年间曾被改名为《毗陵易传》。陆游在《跋苏氏易传》中说：“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毗陵是常州的古称，因苏轼在常州去世，刻书者用“毗陵先生”代指苏轼，以免引来祸端。由此可见，宋徽宗宣和年间蜀中曾有人以《毗陵易传》之名偷刻过《东坡易传》一书。而《东坡书传》《论语说》二书，极有可能一开始是以写本的方式传世。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毕氏刻焦竑所辑《两苏经解》七种，其中就包括《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自此《东坡书传》也开始有刻本流传。
在“三书”之中，《论语说》一书的命运最为坎坷。尽管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箓竹堂书目》都曾著录此书，但焦竑在编辑《两苏经解》时此书已经亡佚，其亡佚时间应该是在明代正统至万历之间。清末张佩纶，当代卿三祥、马德富、曾枣庄、舒大刚等学者先后对《论语说》进行辑佚，使今人可以略窥此书原貌。
苏轼“海南三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朱熹曾称赞《东坡书传》解《尚书》“最好”，《论语说》解《论语》“亦煞有好处”。而《东坡易传》一书，清四库馆臣称其“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并指出“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这说明后世对苏轼“海南三书”的重要价值有共识。（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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