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高考不到45天。“选什么专业,4年后好找工作?”成了考生和家长最揪心的问题。
绍兴大学2026年“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章程里,藏着这座城市产业转型的动向:今年仍以纺织工程等传统专业为主,但学校已计划申报智能材料与结构、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些新专业名称,对应的是绍兴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的产业蓝图。
专业在变,因为产业在跑。
但跑在前面的产业与跟在后面的专业之间,还差着一截“衔接”。
破局之道,正在车间里生长。在越润集成电路的洁净车间内,绍兴大学的学生正在操作设备;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的博士生,正在反应釜旁向技术员请教提取工艺……一批批年轻学子正将课题从课堂延伸到生产线。
从“挂牌子”到“闯路子”,这些扎根一线的年轻身影,是绍兴一场深层次改革实验的生动注脚。2023年,绍兴被列为浙江省唯一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两年多来,在绍高校新增产业急需专业45个,毕业生留绍率从23.2%提升至27.1%,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留才率突破30%。
这场旨在打通“衔接”堵点的改革,如今行至何处,又面临哪些考验?
产业在跑,专业在追
绍兴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
从传统纺织、化工到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生物制造……产业版图加速迭代。2025年,绍兴集成电路“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1003.3亿元。
但产业跑得快,人才跟不上。同年,市人力社保局对350家重点企业的摸排显示,仅这些企业的技能岗位缺口就高达1.75万个。低空经济领域短期人才需求达25类,人工智能产业同样告急。
绍兴中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苗庆2025年入选省级“产业教授”,他曾参与多项国家级项目,对产学研“脱节”体会很深:“学校培养的是学习能力,企业需要的是理论结合实践。学校培养的人到企业往往还要重新再培养。怎样缩短这个时间,是学校应该去考虑的。”
他的困惑不是个案。在绍兴,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同样的困境:招来的毕业生需要“二次培训”,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而另一边,高校也有自己的“生存焦虑”。在绍高校已达13所,专业总数近200个。专业同质化问题突出,部分专业重复设置、招生困难。要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必须寻找差异化路径。
“专业调整的依据,不再是‘我们有什么师资’,而是‘企业需要什么人才’。”绍兴大学教务处处长方益明表示,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成为高校服务地方、获取资源、提升声誉的重要抓手。这种“生存焦虑”,恰恰成了改革的原始动力。
今年2月,绍兴出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若干政策》,主动向高校、科研院所下放93项权限。一场系统性的“衔接”实验,就此展开。
一把钥匙,打开通道
面对供需错位,绍兴依托改革,探索从大学专业打开突破口。
“我们的微专业设置,把时间差从两年缩到几个月。”4月18日,记者走进绍兴大学教务处处长方益明的办公室,只见桌上摊着一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方案(2025—2027)》。他说:“现在我们强调,专业设置要跟着产业跑。”
矛盾摆在面前:产业从“产生需求”到“高校新设专业”,通常存在一到两年的周期。等专业批下来,风口可能已经变了。
如何弥合这个时间差?方益明的答案是“微专业”——10个学分的系统性课程,从需求识别到开课只需几个月。目前,绍兴大学已开设智能增材建造技术、智能光电系统与设备等17个微专业。学校还实施“增一停一”机制,大力推进学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理工医类专业占比提升至60%左右。培养“懂技术的文科生”和“懂AI的工程师”,正在从口号变为现实。
课程变了,承载课程的平台也在变。
在诸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与科大讯飞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学院,30%的专业核心课程由企业工程师承担——他们以“产业教授”身份常驻学校,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人工智能产业学院院长彭樟林说:“从培养方案制定到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再到就业,企业全程参与,校企两家变成一家人,两张皮变成一张皮。”
类似的探索多点开花:绍兴大学在越城区开设“长电班”,学生实习半年、考核通过即转正;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滨海新区新设无人机专业,聘请无人机龙头企业前员工担任带头人。
平台搭起来了,最关键的一环是教师。
教师是产教融合中最难撬动的群体。绍兴推行“科技副总”制度,让高校教师带着团队入驻企业。
绍兴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郭鹏飞,2025年受聘为“科技副总”。他告诉记者,以前校企合作只是针对单一某个课题开展攻关,“项目结题后合作就结束了”。成为“科技副总”后,常态化交流对接、人才共育、技术攻关等合作机制全面畅通,“大家建立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他的团队正在研发爆破控振、聚能爆破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预警等关键技术,直接回应企业在实际施工中遇到的瓶颈难题。
2025年,绍兴已选聘170多位“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从课程到平台再到教师,产教融合的这把钥匙,正在打开“衔接”通道。
三道坎,突围之路
政策蓝图之下,改革的“温差”仍清晰存在。这道“温差”,折射出三道必须跨越的坎。
第一道坎,在学校。
“教学设备投入是我们当前的困难。”方益明坦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核心设备动辄数百万元,而且更新速度很快,“今年刚买一个机器狗,明年就会有新款出现,学校哪有那么多经费?”
更棘手的是教材。一位“产业教授”在课堂上无奈地说:“你们翻到第108页,这个案例里的技术,我们3年前就不用了。”
而更深层的障碍在评价体系。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透露:“发SCI论文是评职称的‘硬通货’,服务企业的成果在评审中不被认可。”评价体系不改,产教融合只能是“良心活”。
第二道坎,在企业。
“我们很忙,做市场是生存之本。”王苗庆道出了企业的普遍心态。
绍兴规上工业企业5000多家,但真正有能力开设“订单班”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即便有意愿,每年只招几名工程师的规模也无法支撑一个“订单班”。
更大的障碍是成本。一位中小企业主算了一笔账:派工程师每周去学校上半天课,一年人力成本好几万元,还影响正常生产,“不是不想参与,是真的参与不起。”
第三道坎,在学生。
“我们学的是基础理论,企业要的是随到随用。”绍兴大学研究生张杰锋告诉记者,校外导师很忙,只能在“关键的节点”提供指导,大量的日常管理和基层工作,比如测试规范、车间流程,主要还是靠自己摸索和适应。
学生董诗杭则告诉记者,“订单班”留用率虽高,但实际进入核心实习环节的学生并不如想象中多,因为面临毕业时,同学们的选择各不相同。
三道坎,指向一个深层困境:当前成功的标杆案例,大多依赖政府大额投入、头部企业深度参与、少数具有产业思维的领军人才。对拥有80余万户市场主体的绍兴,这些条件短期内难以普及。
但真正的“衔接”,有时就始于一个人的转变。
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博士生张强,研究“三叶青”的抗炎成分。走进企业车间后,他发现自己的实验方法无法放大到流水线。企业技术人员点醒他:“你个人做实验没问题,但想放到生产车间,肯定行不通。”这句话让他调整思路——不是关起门来发论文,而是带着企业的需求做课题。如今,研究院已有12名毕业生像他一样,选择扎根绍兴。
一个人的转变,正在带动一群人的选择。从23.2%到27.1%,留绍率虽只提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但背后是数千名青年人才的扎根。
当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走出象牙塔、越来越多的企业车间向学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留在这座城市,产教融合的改革之力,正日渐成为绍兴从“制造大市”向“智造强市”跨越的强劲支撑。(见习记者 夏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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