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陆游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绍兴文理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陆游诞辰9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绍兴，共话陆游的精神世界和当代传承，弘扬陆游的爱国精神，挖掘陆游诗词的当代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魂耀千秋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大会报告、分组讨论、专家点评等形式，围绕陆游的文学创作、精神品格、历史影响等多个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陆游的主要生涯是在绍兴度过的，稽山镜水是他修身养性的地方，绍兴是研究陆游最好的地方。”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认为，陆游不仅是绍兴的文化名片，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纪念陆游诞辰9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将推动陆游研究走向深入，为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注入新动力。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曾对陆游的诗歌艺术有一个精当的概括：‘陆游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重岗表示，近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相继与中国陆游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合作举办陆游学术研讨会，共同推动陆游研究的发展。老所长杨义先生曾撰写过论文《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前辈学者陈祖美先生撰有《陆游<钗头凤>新解》，刘扬忠先生编注过《陆游诗词选评》，胡明先生有《陆游诗歌主题琐议》，陶文鹏先生有《论陆游的七言绝句》，郑永晓先生有《陆游的西域文学与西域想象》，文学所历代学人在陆游研究上持续耕耘，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新见迭出。
“绍兴，这座承载着2500多年越风宋韵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钟灵毓秀，名士辈出。”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崔凤军说，陆游的近万首诗篇，既是一部个人的生命史诗，也是一部南宋绍兴的“风物志”与“精神录”，与这座城市的肌理血脉紧密相连。在陆游研究领域，绍兴文理学院已出版《陆游研究》《亘古男儿——陆游传》等多部学术著作，以及“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走近陆游》《品读陆游》等多部优秀教材。
解疑释惑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还围绕一些关于陆游的“疑问”进行了探讨。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教授高利华等就陆秀夫非陆游曾孙进行了论证。“今年是陆游诞辰900周年，我们在纪念和弘扬陆游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的同时，更有必要廓清一些基本史实。”她表示，20世纪60年代初，钱仲联先生根据清康熙四十四年《会稽陆氏族谱》，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宋末抗元英雄陆秀夫为陆游曾孙的新观点，引发了学界对该说真伪问题的一场争议，钱说因立论依据不足遭到质疑。嗣后，绍兴文理学院教授邹志方先生又根据清光绪十四年《世德堂陆氏家谱》等家谱，在其《陆游研究》专著中进一步申述陆游与陆秀夫之间的宗亲关系和精神传承。这一话题在新时期弘扬家教家风的文化背景下再次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热议。
钱、邹两位先生所引证的清代会稽陆氏家谱，不但与南宋《陆君实传》《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宋史·陆秀夫传》等史料相抵牾，而且与盐城陆秀夫家乘文献所载信息无一字相同。考察陆秀夫本人存世作品、同年交游和清以前的陆氏宗谱序言，可证秀夫与放翁一族并无关涉。“陆秀夫为陆游曾孙说”始作俑者是清康熙年间《会稽陆氏族谱》的续修者陆曾，修谱者因家族和个人遭际变故在族谱中平添了陆秀夫及陆氏崖山忠义桥段。因事关宗族门楣荣光，后来修谱递相因袭，便在族内传播。
复旦大学教授朱刚的研究成果《始终临川学，力守非有党——陆游家世对其持论的影响》指出，陆游《祭鲁国太夫人文》为史浩母洪氏作，可证史、陆二族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但即便有史氏的提携，陆氏一门仕途仍不顺，则因其北宋“新党”之家世所累。这也促使陆游形成了他对北宋党争的独特认识和表述，以及力图绾合王安石、苏轼两家的文化思想。如此持论，适合于陆游的家世，虽然在南宋不合时宜，但能逐渐获得历史的肯定。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刘亮则对陆游诗中“剡曲”与“道士庄”进行考辨。刘亮表示，陆游和宋人笔下经常歌咏的“剡曲”，及唐玄宗赐给贺知章的“剡川一曲”“放生池”，具体位置是在府城东南，即禹陵前，而非城西。贺知章退居之千秋观（天长观）在南宋乾道年间曾经被绍兴知府史浩从原址搬迁至会稽县东南五里处重建。千秋观原址即贺知章山阴旧宅，就在今天绍兴市越城区劳动路贺秘监祠一带，《万历绍兴府志》中的“行馆”之说不足为据。宋代以后绍兴城曾出现过两个“道士庄”。其中府城东南五云门外的“道士庄”就是唐玄宗所赐贺知章旧居“道士观”。而陆游诗歌中的“道士庄”的确是在城西三山一带，但并非贺知章故居，其得名应该另有来历。明代以后“道士庄”与“道士观”概念发生混淆，应该是城西百姓祭祀社神的习俗与陆游诗歌共同影响的结果。
精神内核
“六十年间万首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陆游写诗涉猎的题材领域十分广泛。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肖瑞峰以陆游闲适诗中的茶酒题材为切入点，剖析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生命哲思。肖瑞峰表示，陆游的茶酒诗，一如其琴棋诗、书画诗、花鸟诗等适足娱情遣兴的作品，与宋韵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首饮茶诗、将近3000首饮酒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留存茶酒诗数量最多的诗人。纵观他的茶酒诗，内涵丰饶，不只聚焦于茶道酒趣，更藉以寄托厚植于心底的家国情怀和阅尽人间沧桑的生命感悟，因而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又一样本。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可先则对陆游在严州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研究。胡可先认为，陆游在严州的诗事活动不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也是他诗事活动的丰富时期。他在严州删订诗稿20卷并加以刊行，是他生前唯一的一次诗集编纂和刊刻活动，收集了诗歌2500余首。而他一生的诗歌收录于《剑南诗稿》85卷中，这85卷，前20卷就是陆游自己在严州刊定的，后65卷则是他卒后其子编定的。他在严州与诗人多有交游，体现了他诗事活动的丰富性。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传志就陆游与南北外交使节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胡传志认为，陆游诗文涉及宋、辽、金三方约30位外交使节。他的祖父陆佃的使辽经历及《使辽录》对他影响很大，《家世旧闻》《老学庵笔记》多次叙述陆佃使辽见闻，不仅能与《宋史》《辽史》等书互证，还体现出注重辽宋文化交流的倾向。陆游平生未曾到达中原以北地区，一直没有忘怀北方大地。他对北方的关注和描写，除了出于丰富的想象之外，还源自他与辽、宋、金三方使节的直接交往、间接联系以及相关外交文字的阅读。在这些外交使节中，既有他非常尊崇、早已过世的祖父陆佃，又有他的知名好友范成大、韩元吉以及陌生的辽国外交官耶律成、金国外交官完颜守贞等人。
“陆游与范成大、韩元吉等使金文人交往，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金王朝，寄寓其爱国情感。尽管陆游还不时地以胡、虏指称契丹、女真，但在宋、辽、金外交叙事中，并没有多少辱骂歧视辽、金的言论，反而体现出平等、友善的一面，甚至对辽道宗、金章宗还有些赞美之词。”胡传志这样认为。
四川崇州“陆游祠”向中国陆游研究会赠送书法作品
四川大学教授吕肖奂对陆游宦游巴蜀诗歌中的东西部饮食文化异同进行了研究。吕肖奂指出，带着40余年吴越饮食文化体验以及浓厚的故乡情结，陆游宦游西部巴蜀8年（1170—1178），深度体验巴山蜀水的风土人情特别是饮食日常，且用诗意的笔触书写出他的亲身感受以及巴蜀美食地图。陆游到达巴蜀之前，已经形成吴越饮食记忆以及对巴蜀的刻板认知，入巴蜀后，陆游时时以东部之眼审视西部生活，即便后来逐渐融入巴蜀，消解了不少对巴蜀的刻板印象，他也不断思念追忆吴越，其诗歌在自觉不自觉的比较与评判中，呈现出南宋中期东西部饮食文化的异同。
东亚传播
陆游是宋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杰出的创作成就、庞大的作品体量不但对南宋以降的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宋代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对整个东亚汉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浅见洋二生动阐述了其30余年陆游研究的心得。“我一直以来都对陆游诗中所歌咏的农村景象怀有好感，他诗中所描绘的乡村生活，透露出人与人之间友善互助、邻里融洽的生活状态。要是能住在这样的村子里，该是多么幸福。”浅见洋二认为，陆游诗中所歌咏的田园村落，已成为乡愁的象征。
韩国祥明大学教授权锡焕对朝鲜时代前期和后期陆游诗接受进行了比较研究。权锡焕认为，陆游的诗学在朝鲜的接纳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移植，更是朝鲜士林解释中国忠节文化、隐逸审美与现实参与精神的重要途径。陆游在诗中兼具“忠节与节义的象征”“现实参与的文学典范”与“隐逸抒情的楷模”三重身份。朝鲜士林群体长期强调忠臣节义，把陆游理想化为思想榜样；与此同时，陆游对自然、日常与隐居情怀的抒写，使他的抒情诗成为隐逸文学的重要典范，不少朝鲜文人应和、仿作其诗作，其诗集如《剑南诗稿》也成为朝鲜的书院和私塾教育的必读文本。
然而，朝鲜社会对陆游诗的接受不是一成不变的。朝鲜前期（1392—1592），文人主要从“学习宋诗体裁与风格”的角度吸收陆游；但到了朝鲜后期（1592—1897），特别是在文体整顿运动波及语文学领域之后，对陆游的接受转为用于“整固文体规范、强化理学诗风”的工具性选择。
南京大学教授卞东波对“日本汉籍中的陆游”进行了研究。卞东波研究指出，早在日本五山时期，陆游的作品就流传到五山禅林之中，特别是陆游的梅文学在五山文学中影响颇大。南宋罗椅、刘辰翁编选的《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很早就流传到日本，元刻本现在就藏于日本，并在日本得到翻刻，今有日本五山版存世。五山时期江西龙派（1375—1446）编《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慕哲龙攀（？—1424）与瑞岩龙惺（1384—1460）编《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都分别选录了陆游60多首七言绝句，其中许多诗只见于《剑南诗稿》，而不见于《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中。江西龙派等人的活动年代早于明毛晋（1599—1659）汲古阁本《剑南诗稿》诞生的年代，则江西龙派等人选诗时有可能利用的就是宋刊本《剑南诗稿》，那么《剑南诗稿》至迟在14世纪后半期也已经传入了日本。
到了江户时代，诗风屡变，汉文学读本、文学典范也因时而变。江户后期，随着折中思想的兴起，以市河宽斋（1749—1820）、大窪诗佛（1767—1837）等为代表的“江湖诗社”提倡“清新”的宋诗，选择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为代表的宋代诗人为学习对象，“宋三家”正式成为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特有名词。（来源：绍兴日报 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闻办、市新闻出版局）、市委网信办 编辑：市新闻传媒中心）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t_wLiTlOD0F9w2-VPmh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