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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日报10月12日:鲁迅“对话”安徒生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10-13
  

  

  鲁迅与安徒生

  今年是丹麦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开始文学创作生涯200周年,也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成书100周年。鲁迅对安徒生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对安徒生思想精神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呼应。

  9月27日,“鲁迅与安徒生跨时空对话”活动以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在主会场绍兴三味书屋及上海、北京、丹麦欧登塞四地同时举行。

 
  

  精神的对话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

  如今,三味书屋仍然散发着浓郁醉人的“书香”。9月27日下午,鲁迅在这里“对话”安徒生。

  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也是世界童话大王。虽然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就开始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鲁迅与安徒生两人没有过接触,甚至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安徒生谢世6年之后,鲁迅才出生。为什么要让他们对话?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表示,正如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一样,安徒生对于丹麦来说,同样是不朽的民族精神象征。虽然安徒生与鲁迅的作品题材、内容和风格不太相同,但安徒生作品却在中国像鲁迅作品一样受到大众喜爱。鲁迅的作品对于丹麦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安徒生在世界各国都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因为他的童话不仅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生动,而且富于启示,并触及人类很多共同的痛点,发人深省。“这些不也正是鲁迅受世人喜爱的鲜明特点吗?”

  周令飞说,鲁迅的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文字,他无论写什么,都会触及中国人乃至人类的共同痛点,他揭示真理,抨击黑暗与愚昧,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而这正与安徒生的作品具有相同的效果。从这里入手继续观察,我们发现鲁迅与安徒生还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性格都是特立独行的,都曾面对外界的攻击,甚至被视为疯子。但他们都默默地承受着,并用更加深刻的、具有表现力的作品,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从而赢得人们的尊重。实际上,他们所展现的那种自立自强、独立思考、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精神,就是一种大写的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每个民族都需要的。鲁迅和安徒生是中国和丹麦两国人民精神的象征,不断地给予人们教导和启示。虽然比安徒生出生晚,但鲁迅曾高度赞赏安徒生,并运用过《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来讽刺中国的一些人。因此,现在两国的学术文化界举行这样的对话,与其说是鲁迅与安徒生的对话,倒不如说是中国人民与丹麦人民的精神对话。“我希望在当今这个纷扰的时代,多举办这样的对话,让各国人民像鲁迅期待的那样,‘不隔膜,相关心’。”

  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米凯尔·亨米蒂·温特说,鲁迅和安徒生这两位作家,不仅对中国人民、丹麦人民,对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世界上的许多孩子一样阅读安徒生,因为安徒生,丹麦成了美人鱼、白天鹅的童话国度。当我长大了,才明白童话的意义,才知道这些十分有趣的故事,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鲁迅和安徒生一样,都被世界人民所爱戴。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基石,就像安徒生那样,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心灵的交汇

  那么,鲁迅与安徒生有哪些心灵的交汇呢?

  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寿永明说,早在留学日本时,周氏兄弟就曾关注到安徒生童话和丹麦文学。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又特别关注儿童问题,并开始了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后来鲁迅还在文章中几次谈论安徒生及其童话。考察鲁迅与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心灵交汇,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具体而言,鲁迅接受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安徒生童话的发现”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不仅走上了“弃医从文”的文艺之路,而且还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以及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正是在此期间,他提

  出了“立人”思想,并特别推崇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在合译《域外小说集》的过程中就提到了安徒生,“在第二集中预告第三集里会有安兑尔然的《寥天声绘》(通译《无画之画帖》)和《和美洛斯垅上之华》(通译《荷马墓上的蔷薇》)”。“安兑尔然”就是安徒生,这也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被中国作家所提及。然而,由于《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预告的安徒生作品最终没能翻译出版。


“鲁迅与安徒生跨时空对话”绍兴三味书屋主会场

  第二阶段是在“五四”前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新的儿童观的确立,“儿童”受到鲁迅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重视,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在这一时期终于浮出历史地表。鲁迅一方面在《狂人日记》等小说中呼喊救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另一方面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文章,来阐释儿童、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等问题。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强调“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高潮,其中就包括“安徒生热”,共有60多篇安徒生童话作品被翻译,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这一阶段,鲁迅在创作之余,也开始注重对儿童文学的翻译,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翻译了多部儿童文学著作。其中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和荷兰作家望·霭覃的长篇童话诗《小约翰》等,以及20世纪30年代翻译英国女作家妙伦的童话集《小彼得》、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儿童小说《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等。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鲁迅虽然没有翻译安徒生童话,但他却把童话翻译作为自己重要的事业之一,并精心地为童话作品设计封面、寻找插图,从而助推了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四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有了对“安徒生童话的发现”。鲁迅提倡“以孩子为本位”,并重视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他自然不可能不注意到童话作家安徒生,并且在《〈铁流〉编校后记》《论重译》等文章中三次谈到安徒生及其作品。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虽然没有对安徒生进行直接的评价,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的高度肯定。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香说,鲁迅和安徒生都是借鉴和汲取外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生活的年代、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但作为世界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和安徒生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其中就包括两位作家作品中怪诞的表现方式。

  怪诞的最大特点就是杂糅。杂糅,也就是将两种或者多种异质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故事新编》中的杂糅包括:时间杂糅(故事和新编),叙述格调杂糅(庄重和油滑),功能杂糅(教化和游戏);以及《阿Q正传》中的悲剧和喜剧的结合(鲁迅用“开心话”的方式介绍了主人公阿Q的悲惨故事)。

  在《新世纪的女神》中,安徒生塑造了一个融合城市和乡村特色的女神形象。她在时代的大工厂里没有血肉,她又有着理智和情感;她具有幻想和科学的力量,她既来自人民又来自贵族。安徒生希望这个骑着火车又骑着海豚的新世纪女神,能够拥有新生的力量去融合田园和城市。安徒生的部分作品还结合了科技和诗学这两种异质元素。在《海蟒》中,他把新架设在海底的电缆比喻成一条海蟒,它躺在海底从东方的国家延伸到西方的国家去,是“我们时代的海蟒”。

  李香说,他们通过怪诞的艺术手法,将真实的社会和人性呈现给读者,引发人们对当时社会和当下的思考。

记者:童 波

 链接:http://epaper.sxnews.cn/sxrb/html/2022-10/12/content_11862_6826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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