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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走出记者情怀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1-04
  
作者:□鲁兰洲


在汶川地震灾区援建绍兴晚报帐篷小学


! 采访农业战线老模范绍兴县上旺大队原党支部书记王金友


  日子过得真快啊!23年前的事情恍如昨日。1992年4月7日上午,在绍兴市委俞国行副书记作亲切、简短的欢送辞后,我与60多位年轻机关干部一起开始了为时两年的乡镇挂职锻炼。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在城里待惯了,缺少农村生活磨炼,去丰富一些阅历。这想法虽然也对,然而后来所经历的事,带给我的思考和收获,大大超过了原先的料想。我当时在市委党校教书,任教务科长、学报主编,比较迫切的愿望是,急于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农村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未曾想到,上虞市东关镇那一方亲切而喧嚣的土地,为我日后当好一名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广袤的乡村,首先带给人的是开阔的视野。农村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具体。乡村干部都用这样一句话来描绘:“千条线,万条线,牵到下面一个点。”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方针,但其实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工作要求是明确而一贯的。因此,我一到东关,就强烈地感受到农村工作的繁重、细碎、艰苦和经常性的重复。在乡镇机关,你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不能一天想吃个大胖子。基层干部缺文化,农民群众心不齐。讲大道理很多场合不顶用,做事务主义者又难以打开工作局面。这种工作氛围让教书匠的我有很多不适应。
  走,到农民中间去,到生产一线去,到有矛盾的地方去,碰头,摔打,求教,探讨……渐渐地,农民认识了我,村干部喜欢和我交朋友,党委会上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发言权。我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作用,在具体工作中增强与当地人的感情,增长见识和才干。想方设法为我的联系村彭家堰设计玉雕市场规划方案;利用姐姐、姐夫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便利,为粮食高产村高建庄联系落实农科人员;同亚冠衬衫厂领导班子共商产品销路;帮助觉悟王酱油树品牌创商标;把两家从事机械制冷和道路交通的县级骨干企业培植为绍兴市文明单位;整修竺可桢故居并丰富陈列内容;举办全国性杜亚泉学术思想研讨会;参与上虞市“撤乡扩镇并村”试点和“撤县设市”工作;兼任竺可桢科技园区副总指挥,主持园区规划,开展与浙大规划合作。还发挥镇党校校长的作用,自编教材,组织乡村干部学党史,学大众哲学,学经济知识,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既提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也扩大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思考问题的材料,提高了我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现在,很多年轻记者感到自己并不缺少文化知识,可为什么写出来的稿子比较苍白呢?其实,藏在文字背后的,不仅是学识,还有见识;不仅是语法修辞逻辑,更重要的是阅历、眼光和胸怀。绍兴日报《乡村穿行》栏目已经开办9年了,既出作品又育人,获得了“省优秀栏目”称号。有的记者自身要求较高,越写越觉得难以深入,难以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本质,有时面对乡村干部提供的一堆材料,理不清头绪。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基本方式的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完善;农民的种田积极性靠什么调动;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这种体制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推进城市化有些什么矛盾需要克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等于镇镇像城市;土地流转怎样才算合理;科技下乡如何才能保证不走过场;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些什么特点并如何满足;农村文化礼堂如何提高效率;外地流动人口增多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怎样的新课题;民风民俗与封建迷信交合混同的情况下怎样建设文明村;既不富裕又不能以小产权房屋作抵押的广大农民如何贷款创业奔小康……这一系列困扰着农村基层干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年轻的记者。这说明,不断深入而不是靠近农村、深刻感受而不是肤浅体验农村的复杂性、深切了解和关心而不是礼节性地接触农民,不仅是年轻记者所必需,也是资深记者所必需。农村实在是个大课堂,只有我们诚恳、执着地去学习、去调研、去思考,才能解开田野中那一道道纵横阡陌的方程式。
  记得1993年初夏,省委省政府倡导大力进行农村调查,为调整农业政策作准备。我和上虞市委党校、市农业局、市科委等部门的几位老领导一起,花了10多天时间走田头、进农户,听到了许多未曾听过的真实情况,思考了许多未曾细想过的问题。不久,绍兴日报经济部主任楼铁锷等人来东关采访,饶有兴致地听取我对种植制度的调研情况介绍,楼眼睛一亮,急切地说:“马上写,把各种观点都梳理一下,我做个专版。”我连夜把调查来的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整理成7篇稿子,全用化名,并尽量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语言写,努力做到自圆其说。几天后,绍兴日报把它做了整整一个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关于把“三熟制”改为“二熟制”等灵活机动的种植制度、努力提高稻谷品质、不要片面追求早稻亩产等呼声,得到很多人认同,也为有关部门调整政策提供了一些依据。
  23年来,我一直关注农村改革,后来到宣传部任副部长、报社任总编辑后,更是倾心于“三农”题材报道,这种情结源于东关的锤炼和熏陶。当时年纪轻,敢创新。当年东关镇召开党代会,我为大会起草了一个题为《用市场经济的眼光认识和处理东关发展中的问题》的报告。东关历史上就是产粮大区,在大跃进、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都小有名气。东关人忠厚老实、俭朴勤劳,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渐渐落后,副业单调,企业发展缓慢,一些镇村干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比较迟钝,甚至有抵触情绪,想发展又怕发展。那天镇委张书记在作这个报告时,叽叽喳喳吵惯了的乡镇大会出奇的静。有位村支书散会后说:“听得连小便都憋着。”指导会议的上虞市委阮顺泉副书记鼓励说:“这个报告每一段都可以到报纸上去发表。”这是我从事多年理论工作所得到的最开心的评价,内心非常感激组织上派我到乡村挂职锻炼。
  农村工作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培养了我做好人的情怀。我当时还分管信访工作。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湖南姑娘嫁到东关长塘,受尽丈夫欺凌,而一些村民还骂她“偷懒”。一次我组织镇干部下村接访,这位可怜的湘妹子,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来诉说丈夫阴毒、公婆尖刻、邻居麻木,闻者无不同情激愤。当她放下紧紧捂着脸的手,让人看到一大块被烙铁烫焦的伤疤,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当场表示不查清案件决不回镇里。炊烟四起,人累肚饥,我带着人武部长、妇女主任、派出所长等人,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晓以大理,消除村民害怕犯罪分子报复和对外地妹冷漠的心态,终于感化了几位目睹罪犯行凶的村民。不久,残害妇女的恶人被判刑,外来女子又在我们的关心下改嫁于一位勤劳忠厚的山里人。成亲那天,新娘走了10多里路,给我送来了一包用红纸包裹的喜糖,红纸上写着:“恩人,一路发!”一数糖果,正好18颗,我内心一阵感动。后来,我写了一则“从细处着眼,从感化入手”的信访工作体会,刊登在《浙江政报》上,东关镇也获得了绍兴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更激发了我伸张公平正义、为弱者求助的信念。
  我见不得穷人流泪、弱者喊冤。这种乡村情结一直伴着我来到报社工作。这些年来,绍兴日报社联合诸暨八方水泥集团公司支援庆元人民抗击“桑美”台风重建家乡,为上百个白血病等患孩筹募资金,帮助残疾人和失学儿童,奔赴汶川、雅安搭建帐篷小学、资助贫困学生,帮助贵州纳雍昆寨乡校舍建设,结对新昌城南乡因病致贫的困难学生等,都凝结着媒体人的深厚感情。最让人感动的是援救白血病患孩曹理烨,报纸唤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从市委书记到普通职工,募得资金60多万。在我的整体策划安排下,经日报多次报道寻找,女孩的骨髓配对终于在台北红十字会帮助下获得成功。不料一年多后,一朵鲜花般的生命终遭夭折。小姑娘火化那天,我带着两位年轻优秀记者李菲、吕瑜洁去送行。可能是出于某种风俗的考虑,孩子的养父母都没有进火化准备间,只有两个毛头小伙推车进去。我担心他们没经过这样的场面理不成事,随即跟了进去。屋外冷雨敲窗,室内哭声揪心。也许是老天不忍看15岁的姑娘离开人世,小理烨身上盖得好好的一件新大衣突然滑落。我一个箭步上前,轻轻地抱起小姑娘,把大衣的两只袖管塞到她身下,抚平大衣棱角,让这位可爱又可怜的女孩温暖安静地走向天国。
  我们有些同事一方面抱怨世间情义薄,一方面自己为人处事也冷漠,面对来人来电来函或粗声粗气,或爱理不理,或搪塞人家,接了投诉没了下文。于是,小题酿成大题,本来和风细雨可以化解的矛盾、坦诚相对能够消除的歧义,都因态度生硬、神情冷淡而僵持而对峙,既失了记者的风度,又坏了报社的名声。
  其实,再复杂的事,只要用心处置就能解决;再难缠的人,只要热情相待也能摆平。有的记者正义感不丢,是非观也清晰,就是少了一点爱心,缺了一点度量,听不得质疑,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实际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底子薄,即因缺少生活磨练,缺乏与基层民众的密切联系,导致不能获取大量的社会生活实况,不善于思考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和他们感情上不融通,思想上就有距离。我去东关以前,严格地讲并不是“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大门),高中毕业后我挑水扛盐拉车砌墙什么杂活都干过,也当过民办教师,做过车间工人,但即使如此,我的平民意识、体恤情怀那时也是不深厚的。在东关的两年里,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听到揪人心绪的事,有一些是需要我去组织调处的,这对锻炼我的意志、陶冶我的情怀都有好处。记得一个大雪隆冬的清晨,我被联系村支书的敲门声惊醒,他向我诉说,一大早家门被人用粪便喷过,猜得出何人所为,但对方不肯承认,要求镇委主持公道,否则辞职。我估计这是村干部与村民因争抢玉石进货渠道引发的矛盾。于是我来到村支书屋前的晒谷场,当着众人面公开批评这位支书单纯带头致富的思想,希望他从粪便中能闻出自己的臭意识,把坏事转为好事,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同时,我朝天斥责喷粪便的人“比粪便还臭”,见不得人,希望他先跳到河里洗干净再来认错。我又说:“这个人偷偷地做臭事,说明他还有是非观,不敢公开做坏事。他出了气就会感到无地自容,一定会认识到错误。我们应该给他改错的机会,等待他的清醒。”说完,我一脱棉袄,挽起袖口,从附近吊起两桶井水,替支书家门擦洗粪便。当晚,肇事者提着一瓶白酒、一份猪头肉来到我宿舍,连称自己“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对”。我说请我一人不行,得把村支书一起请来喝。两人握手言和。几年以后,听说这两家一直相安无事,个个发财。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感情的浪花激溅多了,人的胸怀就会宽广起来,做事就能平心静气,做人就会热情诚恳。当记者一定要学会做一个性情中人,会感动,能感恩,肯担当,乐于助人。进报社10年来,我接到读者无数个电话,收到近两百封信件。不管对方说的是否正确、批评是否中肯、建议是否可行,我都热情对待、认真办理。只要是署名给我的函,我都亲笔回复。有的来讨要我们哪份报纸、哪期特刊,我都叫总编办寄去。道理很简单,人的正常意愿一旦产生,就会在世间形成一种气场,它一定要落地,要有人接收,才能造成和谐的气氛,世界就平和了,人们就健康了、开心了。信息肠梗阻,说话不通畅,人就焦虑、激愤,就会无事生非,问题就会由小变大。有人来反映情况,都是对报社的信任,哪怕有个别不讲道理或不明事理的人,也不应回避他、敷衍他,至少他把媒体当回事。我们践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要结合读者的需要和诉求去思考、去改进。
  记者需要有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情怀,才会全身心投入,才能有成就感,有自信心。我17岁当民办教师,20岁在工厂做学徒曾以“1年干了3年半活”的拼劲而获得“绍兴县新长征突击手”称号。我始终不后悔年轻时的傻,那种激情一直催我多干活、干好活。人活不过百岁,可只要把每天升起的太阳转化为生命的热情和动能,那就会干一行爱一行,就等于延长了生命。记者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是很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的职业。40年来我历经9个单位,最感激新闻岗位。回想自己的经历,最想表达的是以下两层意思,说出来与我的同行和年轻的朋友共勉:
  第一层意思:媒体发“声”要理性。在新兴媒体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出现了一些“贴标签”式的“领袖”。咄咄逼人的多,洗耳恭听的少;“理直气壮”的多,深思熟虑的少;围观指点的多,知错能改的少。有些传统的媒体人在这样的舆论生态面前,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思考和表达方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社会信息资源掌握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媒体人的责任意识不强的浮躁心态有关。媒体不同于企业,它的产品不能只关注商品属性,而更要关注社会属性。媒体人不能只追求报道的时效性和轰动性,更要看重报道所传达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不随波逐流,不颠倒是非,不恶意伤人,不见利忘义,这些都是媒体和媒体人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准则和道德底线。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单位强调全媒体时代媒体人的多功能性。能不能快速更新微博,能不能熟练掌握发稿所需的数字设备等,已成为评价记者素质的重要标准。然而,无论技术如何提升竞争力,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信息,做时代和社会的忠实记录者,仍是现代媒体人的职业追求。在众声喧哗中,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新闻报道、深度的解读分析、理性的评价讨论和可行的解题之道。面对这个很高却又必需的要求,现代媒体人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物质条件上,现代传媒被越来越先进的设施设备所武装,而在思想理论上,却常常显得幼稚浅薄,在新闻报道中时常出现人云亦云的毛病,新闻人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精神,而不是被湮没在大量毫无主见的流水账式报道中。
  不作引导,便是误导。新闻想真正成为历史的初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讲真话,二是有思想。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新闻实践总有一种刻板成见,认为它只是“术”的运用与延展,缺少“学”的深邃与高度。“新闻无学”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将理性思考拒之于新闻实践的大门之外。事实上理性清醒的新闻人,都能够自觉坚持职业理念,遵守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注重情绪的控制与调节。
  新闻应当回到零度边界,恪守客观、中立、公正的原则。有的同仁对舆论监督中的细节不够重视,容易找来麻烦,也不利于保护自己。我以为舆论监督有必要“纠缠细节”。有时候我们的报道尽管主体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由于细节部分表述和叙述存在误差,就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新闻报道中一定要牢记“平衡报道”的原则: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这样才能远离偏颇,坚持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激情的职业,但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激情代替理性。媒体的理性不仅仅关乎媒体本身的生存和品位,它还在社会理性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普利策所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 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始终拥有将读者、将普通民众放在心里的职业情怀,我们的文字就会有温度、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新闻人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前途、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更应该是对于每一个微小个体的关注与尊重。
  第二层意思:记者需要人文情怀。作为现代文明传播者的记者,可以借用文学和艺术,在对人类生命有密切关联的自然的思考方面有更多的作为,真正懂得“平淡天然”“客观公正”的中国文学和新闻准则,不是装腔作势、怪僻虚假,而是平实清新、朴素淡雅。唯此,才可以接近至真至纯。这正是医疗扰攘纷乱的现代社会的良药,是防治纠结心理的镇魂剂,甚至借此可以突破很多精神的屏障和克制情绪的起伏。
  我们有些记者所缺少的不是新闻专业知识,而是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比较优秀的新闻报道,无一不是植根基层、贴近民生的结果,无一不是教化心灵、向上向善的作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报道粗糙失实、偏面缺理,大都是制作者善意不足、情绪急躁、阅历欠缺所致,而与文凭高低没直接关系。道理很简单,一个心中缺少人文素养、不懂得关怀他人的人,是不会用满腔的热情和敏锐的眼光去捕捉新闻的,除了挣工分养家糊口,他就没有什么期待和追求了。
  今天的新闻专业教育,很多就是以写作技巧为目的,重“技”轻“道”,忽视了支撑技艺、熏陶情操的那颗“心”的培养,导致学生过多地以技巧为对象来加以考察和体认,这样就逐渐偏离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人文情趣根植人心的传统。
  善良的情怀、高尚的趣味、勤奋的思考、丰富的阅历,是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和才情源泉。新闻的真精神是自由和解放,而这种自由和解放,恰恰来源于由“无用”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当记者沉浸到纯净的精神境界之中时,他的生命是整全、和谐的,甚至浑然一切皆忘,自然也会忘记现实事功的“有用”性,“无用”自然成为新闻创作中必须具备的观念,正如庄子说的“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
  (本文作者为80届校友、绍兴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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